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从纽约到伦敦，从斯德哥尔摩到悉尼，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适用房危机。

　　报道称，尽管各国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建造了数十万套住房，但严重的供应短缺仍在持续。一些国家专注于促进自由市场自由化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多地转向租金控制和补贴。但《华尔街日报》指出，没有任何办法完全解决了这些危机，而且多数还产生了其他负面连锁反应。

　　总部位于伦敦的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全球32个主要城市的实际房价平均上涨24%，而同期的平均实际收入仅增长8%。

　　经济学家表示，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过去6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人们的购房能力也在恶化。收入增长一直无法跟上房价的快速上涨。

　　莱坊报告显示，过去5年，在全球25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经通胀调整后的房价涨幅超过了收入增幅。在另外两个地方——迪拜和圣保罗——实际收入的下降超过了房价的下降，也带来了类似的困境。

　　《华尔街日报》表示，居民迁徙是部分原因。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工作机会和居民纷纷从遥远的郊区迁至市中心，城市蓬勃发展。

　　莱坊全球研究主管利亚姆-贝利（Liam Bailey）表示：“全球城市正面临负担能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它们自身成功的结果。”

　　报道称，投资者需求的增加也推动了价格的飙升。其中包括购买第二套住房的本国“小”投资者，以及得益于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的外国投资者。

　　与此同时，政府还没有钱来补贴新的供应。随着养老金和医疗保健需求的增长，人口老龄化使大多数预算捉襟见肘。

　　私营部门也未能缓解住房危机。《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许多遭受重创的城市，开发商已经建造了数十万套住房，但其中多数面向的是高端买家和租户，而不是被房价挤出市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东京是少数几个供应跟上需求的城市之一，阻止了危机的发展。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放松了对住房政策的管制，而其他国家很难复制这些政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未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劳伦斯-特洛伊（Laurence Troy）说：“它违背了有序规划和城市发展的理念。”

　　为了控制房价，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增加了旨在抑制投资者或外国人购买的税收。这种趋势，加上奢侈品供应过剩，已经抑制了一些泡沫最严重市场的价格。世邦魏理仕集团（CBRE Group）的数据显示，去年年底，悉尼房价中值约为110万澳元（合78万美元），较2017年的峰值下跌了约11.3%。

　　几年前，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如今房价几乎持平，部分原因是针对外国买家征收的高额销售税，以及收紧规定，使家庭更难获得抵押贷款。CIBC World Markets副首席经济学家本杰明-塔尔（Benjamin Tal）表示：“基本上，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逆转那疯狂的几年。”

　　不过，尽管这些市场已经降温，但中产阶级家庭还是负担不起房价。在悉尼，房价仍是中等收入水平的12倍左右，而在房价被认为更容易承受的市场，房价只有8至10倍。世邦魏理仕澳大利亚业务研究主管布拉德利-斯皮尔斯（Bradley Speers）说，“当涨了90%后又跌了10%，实际上仍然涨了80%。”

　　公共和私营部门正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伦敦和纽约等城市已重新划定了大片土地的区域，以便建设更多高层建筑，或放宽规定，允许单位面积缩小。

　　建筑和建筑公司正在尝试新的建筑技术，这些技术的进步使之成为可能。例如，英国建筑公司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正在寻找将模块化建筑技术扩展到郊区的方法，这种技术在该公司Y形立方体开发试点项目中率先采用的。

　　报道称，随着加州、德国和伦敦等地涌现出扩大租金控制的提议，住房问题正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大选中，保障性住房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工党（Labor Party）主张采取措施增加新供应，减少投机。这些措施的反对者警告称，它们可能会使疲软的市场进一步陷入混乱。

　　在瑞典，斯特凡-洛文（Stefan Lofven）今年早些时候成功连任首相，但前提是他同意了其他政党的众多政策，其中包括放松对新建筑租户租金的管制，以鼓励新供应。但许多人预计瑞典政府不会很快采取行动，因为这个政府联盟很脆弱。

　　金融服务公司Kepler Cheuvreux分析师阿尔宾-桑德伯格（Albin Sandberg）表示：“我们已经有了政府，不幸的是，未来四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