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几乎以经济“停摆”的方式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灾难。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中国之外，世界主要“重灾区”国家似乎还没有见到疫情拐点，全球来看，经济何时结束“暂停”状态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仍需等待。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令原本就充满不确定的市场预期更显悲观。关于世界经济的前景，市场普遍预计冲击造成的衰退程度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二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下滑。最悲观的预测是全球经济将陷入类似于上世纪1930年代的衰退和大萧条，如哈佛大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金刻羽女士就认为，2020年我们面临的有可能是经济大萧条（Depression），而不只是短暂的衰退，其严重程度将可能是2008年的10倍；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普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恐现零增长，可能成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低迷。这是严重的警示性预言。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依笔者观察，结合此次灾难发生的背景、特点、各国经济禀赋状况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性行动，笔者认为，2020年世界经济的衰退虽无可避免，并且困难程度将超过2008年，但当不会滑向1929年的程度，不会严重到整个1930年代那样长达数年的大萧条，因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尤其不会出现类似于1930年代全球普遍性的整体萧条；并且如果应对得当，其对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破坏程度，甚至可以控制在与2008年相当、乃至低于2008年的水平。

　　我们先简要对比一下经济数据。与2008年危机基本局限于金融领域不同，此次由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对经济、社会系统性的灾难冲击，无数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的下滑，使得此次灾难的社会危害程度超过2008年，但终究还不是1929-1933年那场资本主义的全面与深刻的经济与制度性系统危机。

　　以下是一组简要的数据：1929-1933年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德、英、法、日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46.2%、40.6%、28.4%、16.5%和8.4%，外贸分别缩减70%、69.1%、50%、48%、50%。以当时新晋的全球最大、最发达的美国经济作为具体的例子，1929年到1933年这三年中，美国经济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降幅高达30%。全美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95%，超过5000家银行破产，破产银行占全部银行的49%，1933当年全美失业率更是达到了25%，意味着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与危机相伴的，是货币的稀缺，工作机会的稀缺，收入的持续下降，大量民众挣扎在生死线上。而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结果，在美国催升了以全面经济剌激为特征的“罗斯福新政”，在德、日、意导致了纳粹军国主义者上台以及全面的对外军事扩张，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认为，2020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不致于导至如此严重的程度和结果，这一判断基于以下的几个基本事实：

　　首先，是危机发生的背景不同，而背景决定了危机的性质。1930年代危机是资本主义最严重的一次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制度危机，其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探寻。在内部，是资本主义各国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均，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反剥削、压榨与反压榨的矛盾尖锐对立，绝对贫穷占据低收入者的主流，革命思潮与烈火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遍酝酿；在外部，一战的非正义性质与其后“分赃不均”的结果奠定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德、意等战败国被压制的国家利益正当诉求得不到回应，导致其国内普遍存在着民族主义的敌对情绪，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同样尖锐对立。这些复杂、深刻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很快蔓延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与加重了经济层面的危机。对比而言，2020年危机主要由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尽管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原本存在着经济社会矛盾，如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扩大、老龄化、资本市场泡沫与结构矛盾，但系统性、制度性的矛盾问题并不像1930年代那样突出。

　　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的利益协同度与国际分工大幅融合了，尽管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一直存在，在这次危机中，全人类面临“新冠肺炎”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使得在此次危机应对中，各国具有一致性的利益诉求，这与1930年代国家之间深重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只能各自为战应对危机相比，也有着巨大的不同。

　　其次是经济发展程度与制度环境有着巨大的不同。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初、中期，当时的科技水平、各国间的物质与财富积累储备不足，应对危机的财力、物力以及技术手段与当今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在制度层面，当时普遍性的社会保障与救济制度尚未建立，这使得企业破产与工人失业之后无法得到及时的保障和生活救助，经济冲击立即转化为人们的生存危机，风险迅速暴露，引发社会动荡，造成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动荡又使得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持续。而在当前疫情冲击造成的社会冲击中，由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以及物质财富与技术手段的丰盈，人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幅提高了，可以更好地防止危机扩大、蔓延与持续的程度。

　　三是在重大危机应对方面，人类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使得各国在危机来临时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有效对冲和控制风险。1930年代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存在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客观上加重了危机的扩散、蔓延与长时间的持续。当时人们并不懂得政策应当逆经济周期而为的道理，最典型的是货币政策的收缩，出于天然的本能反应，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采取紧缩政策，收回资金，紧缩导致流动性紧张，引发资金挤兑，导致了金融恐慌，继而扩大成为社会恐慌；恐慌更进一步促使人们囤积现金，形成价值链与资金流动的负反馈与负循环，正是这种倒行逆施的错误政策，加重了经济衰退，造成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反观今日世界，危机发生之后各国迅速调整政策，采取向市场施放流动性、扩大财政支出、减税、延长企业与个人债务与现金流支付期限等等方式，对市场主体进行及时救助，这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对舒缓市场主体压力、安抚市场情绪、保持流动性循环与周转畅通等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此次危机与1930年代相比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国际力量方面的消长性变化。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对其他国家作出了示范，中国目前已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的阶段，也正在对其他国家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建立在全产业链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的复工与复产，有望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复苏贡献更大的力量。

　　目前在西方，疫情发展以及围绕疫情的矛盾斗争与复杂局面还在延续，但疫情被最终控制的前景可以预期。而在疫情被控制、灾难平复之后，世界经济矛盾焦点除了回归至各自的“基本面”之外，还将会面临一个如何解决政策“后遗症”的新问题——各国在非常时期推出的剌激政策与货币的流动性注水，将会伴随赤字率提升与债务扩张、通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围绕内部问题解决与力量变化，国家之间政策拓展中也将可能出现成本转嫁等方面的博弈问题，导致国际间的经济政治矛盾深化与加剧，也将使得国家间的博弈更趋复杂。